北京​外资银行
北京是我国第一大城市，政治中心，第二大经济城市。那么北京身为中国的重要的城市，都有哪些外资银行呢?分布情况是怎么样的?请看下面小编为你整理的资料。
北京外资银行
北京都有哪些外资银行?
东亚银行北京分行
恒生银行北京分行
美国银行北京分行
渣打银行北京分行
汇丰银行北京支行
华侨银行北京分行
满地可银行北京分行(又名蒙特利尔银行)
花旗银行北京分行
外资银行国内处境尴尬
一提到外资银行，在不少人心里都会产生一种“高大上”的感觉。不过，受诸多因素影响，近两年在中国内地的外资行日子过得并没那么好。根据相关银行近期发布的中报以及此前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内地开展业务的主要外资银行都不同程度地显示出了颓势。
对此，有业内分析称，外资银行目前的困境与其理念有一定的关系，高估了自己对中国内地投资者的吸引力，此外，在国外比较成熟的管理方式是否同样适合国内的实际情况，仍需要细细思量。
外资银行在华业务显颓势
近日，恒生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花旗银行等外资银行相继公布了半年报，相关数据并不乐观。
上周，恒生银行公布的今年中期业绩，净利润同比减少56%。恒生银行董事长钱果丰对于该行上半年业绩发表评论时，将利润下滑的原因归结为国际宏观经济形势。
钱果丰表示：“年上半年环球经济表现疲弱。美联储减慢加息步伐;英国脱欧公投造成欧洲金融市场波动。在此环境下，恒生利用其竞争优势，维持了长远增长动力。”
汇丰银行半年报显示，其在亚洲地区的利润(除税前)为15.79亿美元，同比下降28%;渣打银行上半年在大中华区及北亚区收入22.51亿美元，同比下降25%。汇丰控股的零售银行业务在中国内地虽然实现了盈利，但面向高端客户的私人银行业务出现亏损。
值得注意的是，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受阻并非个别现象。近期，花旗银行也被爆出在华零售业务自2009年至今亏损达3.5亿美元。虽然花旗中国整体业务受其外国公司的关联业务的提振，仍然维持了盈利，但其消费者银行业务的困境仍然不容忽视。另外，英国的渣打集团和总部位于香港的东亚银行也公布了消费者业务亏损的消息。
而根据此前的上一年年报，东亚银行子公司东亚中国年营业收入46.83亿元，净利润2.09亿元，分别下降17.77%、73.68%。新加坡星展银行旗下星展银行(中国)去年营业收入27亿元，同比减少9%;净利润1.2亿元，同比减少66%。
“整体来看，外资银行在华业务与中资银行相比，正在出现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势。”普益标准研究院魏骥遥表示。
事实上，这种被“边缘化”不仅仅表现在利润的下滑，同时还体现在零售网点正在被“缩编”。年以来，花旗银行已经关闭了其在中国的4个网点，包括北京望京支行、大连星海湾支行、深圳车公庙支行、深圳前海支行。有媒体经过统计，花旗中国零售网点最多时为52个。
整体来看，普益标准相关数据显示，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开展多年，但其在中国银行业总资产中仅占2%左右。
那些与中资银行的不同
王先生如今是一家国有金融机构的中层人员，而此前，他有4年多的外资银行供职经历。在他看来，外资银行无论从管理制度还是业务流程都有很多可取之处，值得中资银行学习，“但是硬币总有两个面，有些业务上的不够灵活有时候也让外资行容易失去机会。”王先生说。
目前看来，对公业务是外资银行在内地的最主要业务之一，它们可以为本国企业提供在华的金融服务。但目前来看，虽然外资银行能够提供全面而且专业的服务，但却很难吸引国内企业。
“曾经有一个中资企业到我以前服务的外资银行开户，该行提供的开户合同中有一个条款，企业方希望能有一些小的调整，但是被拒绝了。企业也就选了别家银行。”王先生说。
“一些外资银行过于循规蹈矩，也让它们失去了一些机会。”王先生说，“目前，一些外资银行的企业开户合同是固定格式的，一些权利义务也是不能更改的，但内地企业情况纷繁复杂，同样的格式并不能适应每一个企业的需求。而中资银行往往会根据企业需求，有针对性地定制合同，这样更能吸引企业。”
而对于个人客户的服务，外资银行也往往难以满足普通消费者的预期。
由于大众存款习惯不同，与中资银行相比，外资银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负债业务并不占主导地位，中间业务是其长项。但其提供的理财服务，并不都那么适合内地普通投资者的“胃口”。
据普益标准数据显示，在年7月至年7月间期间发行的最低预期收益率低于0的产品均出自外资银行。这类产品具有极高的收益上限，同时也拥有极低的收益下限，这意味着产品收益的波动性过大。
“而由于国内理财业发展初始形成的以银行信誉为背书的刚性兑付深入人心，因此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理财产品几乎等于零风险投资的代表。”魏骥遥说。
因此，外资银行此类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并不适合普通投资者，而对于高净值客户而言，选择银行进行的资产配置通常也是以资产保值为主要目的，风险性较高的资产配置还可以选择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甚至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等。
“虽然外资银行仍然遵守了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基本逻辑，但对于普通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了解程度与中资银行有一定的差距。”魏骥遥说，“而中资银行所发行的结构性产品往往是保本类的产品，其收益区间较窄且收益上限较低，其可达成的收益与外资行的结构性产品相距甚远，但符合了大多数投资者零风险的避险述求，因此这类迎合大多数投资者投资偏好的产品更容易占领市场。另外中资银行对于资产的选择通常为高收益固收和类固收资产，以债券和融资类债券为代表，仅将所得收益投向衍生品市场，使得自身风险也能得到较好控制。”
此外，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在管理模式上也有一些不同。据王先生介绍，“目前我在中资银行，每年年初每个人都会制定自己的KPI(关键绩效指标)，而以前在外资银行，就没有这样的流程。”
事实上这样一个细节就会导致，中资银行工作计划是根据自下而上反馈的数据制定的，而外资银行工作目标是自上而下根据宏观经济形式制定的，然后把大目标层层分解到个人。“基层工作人员更了解实际情况。”王先生说。
品牌自信未必四海皆准
强势的态度、产品设计的不合理、自上而下的指导，似乎从中都能隐约看到一丝“傲慢”。
“大型外资银行高估了自己对内地消费者的吸引力，或者说高估了自身品牌价值在内地的影响力。虽然大多数外资银行发展时间较长，已形成了相对完善、成熟的产品及管理方式，但这些东西是否更加适合内地的实际情况，仍需要细细思量。”魏骥遥说。
时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外资银行在内地发展可谓是举步维艰。
在中国内地，国有大行具有数量众多的物理网点，客户粘性极强，其整体地位难以撼动。“以上海为例，发展较好的外资银行，如汇丰、花旗的网点数量仅有10余家，而国有银行中，仅工行在上海就有超过400多家支行网点。”魏骥遥介绍说，而物理网点减少的强势仍在持续。
除了物理网点没有优势外，在目前互联网金融大潮下，外资银行的互联网金融战略也略显滞后。
目前，同样物理网点相对较少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及部分大型城商行都在积极拥抱互联网行业，与通过手机提供银行业务、支付及投资服务的新兴互联网科技公司合作，达到减弱传统银行业务占比，迅速实现经营转型，快速扩大市场占比的目的。
而根据普益标准提供的信息，外资银行直至年1月才“破土动工”，花旗中国在年1月式推出手机银行，与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开始建立有关便捷支付的合作，而大多数中资银行早在年变开始拓展该市场。
“受限的服务内容，滞后的响应机制和极弱的客户基础使得对便利性极为重视的国内客户很难舍弃中资银行选择外资行。”魏骥遥说。
同时基于目前的发展趋势，有业内分析认为，外资银行想在未来实现逆转的可能性也较小。
魏骥遥以银行理财业务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他表示，目前资产配置难题仍然存在，未来商业银行理财资产配置的中权益类资产的比重必然会逐步增大，而资本市场的业务布局及投资管理也将成为重要的战略方向。在这样的趋势下，外资银行在内地资本市场尴尬的边缘地位，又将使其极难跟上中资银行的步伐。如在IPO市场占有率方面，最成功的合资银行瑞银证券-年的内地IPO市场占有率也仅仅只有2%;德意志银行的合资公司中德证券的市场份额也仅为为1%;高盛高华更是只有0.3%。在境内资产获取能力的比拼中外资银行的颓势可见一斑。
有分析认为，外资银行在华发展所遇到的尴尬境地，使得其必须要调整其发展方式，果断放弃部分发展滞后且增长缓慢的业务，重新定位客户目标群体，与中资银行进行局部合作，并更专注于自身优势业务，如针对超高净值客户的私人银行业务等，打造相对中资银行的差异化服务战略，才可能在内地市场面对发展迅速的中资银行时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