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需要怎样的营商环境

企业发展不外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内因是个性，外因是共性。就国家经济而言，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就是解决企业发展的外因、条件和共性问题。下面小编带来企业需要怎样的营商环境，希望大家喜欢。

企业需要怎样的营商环境

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评估报告》中，中国位列营商环境改善最显著的经济体之一。中国营商环境总体评价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46位，较上一年度上升了32位。其中，开办企业便利度排名第28位，较上一年度大幅上升了65位。

世行的营商报告肯定了我国营商环境的进步，也指出了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毕竟，我国总体营商环境还排在第46位，赶不上我国香港地区(第4位)和隔海相望的韩国(第5位)、美国(第8位)，甚至还落后于我国北部邻国俄罗斯(第31位)。那么，我们的企业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营商环境呢?

第一，我们需要一个宽松的营商环境，减少政府部门对市场和企业的干预，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

《老子》讲，治大国如烹小鲜，其中的核心意思就是不要过于倒腾、折腾、干预和干扰，政府应主要做好宏观经济工作，把属于市场自我调节和企业自我发展的微观经济交还给它们;即使是宏观调控也不必过于频繁，每项政策出台都要系统思维，着眼长远，统筹兼顾，抓大放小。政府部门不要具体地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包括国企)，让法人治理体系发挥自己的直接作用。BAT等互联网巨头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便是国家给予了高度宽松和宽容的营商环境。

世行的营商报告称，128个经济体在减少政府对于企业的障碍方面所进行的改革，都在不同程度上，使中小企业和创业者受益，在创造了工作岗位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私人投资的意愿。

世行的营商报告还把上海和北京作为样本城市，其中，上海权重为55%，北京为45%。世行之所以认为上海的权重高于北京，是因为上海从去年开始，聚焦减时间、减环节、减费用，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推出了一系列大力度的营商环境改革专项行动，大幅度地提高了市场主体的营商便利度。这些都受到了营商报告的充分肯定，更是受到企业的欢迎。

经济学家林毅夫创立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最重要制度前提。但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则更加重要!笔者认为，能够通过市场解决好的问题——尤其是微观经济问题，就不要动用行政手段。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小政府，大市场”的理论，至今仍不过时，甚至是“有为政府”的一种体现，因为敢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体现了政府的勇气、胆识和宽容。

第二，合理的税赋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政府在减税降费方面的努力需要落地生根，让企业享有持续的获得感。

企业就是创造价值与财富的机器。国内外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利润本身就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指标。而税收对利润具有直接影响。

美国纽约市是全球最主要的国际金融和商业活动中心。纽约市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其税收环境，纽约州也是美国税收比较优惠的几个大州之一，其大部分公司的州税仅为净收入的7.1%，或投资资本金的0.16%。

2018年，美国全年的GDP增长率为2.9%，创下了2015年以来的最高增长纪录;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3.2%，超出市场预期。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减税政策有关系。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将深化增值税的改革，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的16%税率降低至13%，并且，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

此次减税的确会帮助企业减轻负担，且其增值税率也与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的增值税率保持一致。现在应该将注意力放在政策的落实层面，因为增值税的减免要通过“以票抵税”的形式进行。我们曾经遇到过的很多情况是，上边的政策恰到好处，但是，具体落实时，越到地方阻力就越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时候政策在具体执行时，不仅没有减负，反而可能通过“严格执法”“灵活解读”而加大了企业的负担。

因此，建议加大政策落实的督促与检查力度。同时，要充分考虑并制定出相应配套政策，让地方政府不因减税政策而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和负担。

第三，法治化建设是检验营商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确保各种所有制的企业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商业是有规律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要把握这个规律，就需要营商环境的确定性和持久性，政策多变必然打破规律，让企业无所适从。要确保这个确定性就需要法治的保障。因此，我国立法一定要考虑营商环境，尤其是要确保各种所有制享受同等待遇，包括贷款、税收、工商、劳动用工和自然资源等。

在银行贷款方面，一些金融机构更愿意把资金贷给国企，哪怕是效益不好的国企，却不愿意贷给民企。因为一旦贷给民营企业形成坏账就可能首先被怀疑存在腐败问题，就会被追责。应从法律上保障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贷款不分所有制，只管企业是否优质。

在企业注册、注销、工商手续、破产重组和企业家权益保障、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也都需要从法律上更加明确与优化。有些企业出现危机后，企业家宁愿选择“跑路”，甚至自杀，却不愿意申请破产保护，这是因为这方面的法律还不太完善。一些陷入困境的企业，在其申请破产保护时，往往由于程序上的繁琐而导致时间上的无限期延长，而企业家们在困境时以个人名义进行的贷款，却无法延长时间。因此，减少破产审核时间以及对企业家的破产保护，须从法律上优化和完善。

除了立法要有前瞻性和系统性之外，在适用法律和执法的层面上，也要确保依法治理。有法不依、行政干预、运动性执法、编造罪名等等，都是对营商环境的伤害。

最后，营商环境具有系统性和生态性。而且，难以一蹴而就，必须积跬步，且步步为营，以至千里。

怎样的营商环境

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开放的元素无处不在：14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达到284家。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我国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认同。

进博会现场，很多跨国企业高管都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进步感受颇深。感恩、感谢更成为采访过程中听到的高频词。

松下集团全球副总裁本间哲朗说，松下在中国44年间，得到了中国的大力支持，特别在解决疫情暴发后的复工复产问题上。“有关部门和我们一起商讨复工复产的方式方法，这让我深受感动。”

宜家中国副总裁饶思文表示，宜家近年来在中国市场的业务发展很快，尤其是在新建商场以及线上渠道的过程中表现最为明显。“很感谢这些年帮助和支持过我们的人们。截至目前，中国市场仍然保持了英格卡集团宜家零售全球前五大市场之一的重要地位。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饶思文说。

“特斯拉在中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中国对营商环境的重视。”特斯拉全球副总裁陶琳说，从2014年特斯拉进入中国市场，到2018年特斯拉在上海设立美国之外的第一个海外工厂，每一步都和中国以及上海良好的营商环境密不可分。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和企业一起作出的努力让人印象深刻。

对跨国企业来说，深入理解中国经济政策、了解中国市场环境、强化和本土企业合作，都需要沟通的平台。进博会5年来，作为中国营商环境的构成因素和重要成果，为企业和企业、企业和政府之间搭建起高效的沟通桥梁。

松下已连续5年参加进博会。“进博会为我们和政府、国企、民企之间建起了交流载体。”本间哲朗说，进博会是世界理解中国的平台，也是中国了解国外的平台，希望更多跨国企业重视进博会的功能。

“进博会是一个绝佳的共享平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参展商。对卡赫来说，进博会不仅提高了企业知名度，还拓宽了与合作伙伴和客户的沟通渠道，我们真正享受到了进博会所带来的溢出效益。”卡赫中国副总经理、首席财务官柯瑞霖说，“我们始终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我们相信中国市场蕴藏着巨大机遇，将持续对中国市场进行投资。”

“进博会是一个多赢的平台，是一个展示企业实力、发布新产品的有效平台。”饶思文说，到目前为止，宜家在进博会上推出的产品都非常成功，在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上都受到广泛关注。

“栽下梧桐树，自有金凤来。”即使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当下，中国经济仍交出了优秀答卷，越来越多跨国企业持续看好中国经济。

蔡司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福斯特表示：“蔡司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期许。我们将继续投资中国，不局限于销售和制造领域，还包括创新和研发领域，进一步扩大我们与中国本土伙伴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