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新变革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伴随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客观上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更重要的力量,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宏观政策框架、金融市场及监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今天小编在这里给大家整理一下货币的相关知识,我们一起看看吧!
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及演进规律
国际货币体系是一项公共产品。国际货币体系的“公共产品”属性,意味着一方面需要有国家有意愿和能力为其制定和维护规则,另一方面,一旦这种能意愿或能力因为一些主观或客观的条件而开始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就可能因此会出现动荡。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力量及对比的变化决定国际货币体系存续及其演化。美元基于其战后突出的经济优势等系列条件最终在国际储备中几乎获得了独占性的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依然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与美国经济于战后至今的大部分时间在全球绝对的优势地位有关。
国际货币体系具有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货币体系的网络外部性,也决定了国际力量的协调及基于信任的合作对维护货币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也决定了一个国家不太可能持续靠单边的行动来维护国际货币体系或推动其变革。
国际货币体系具有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e)。路径依赖性,指的是货币体系的变迁往往具有历史连续性。货币体系下一步的演化往往在前一版本的基础上,脱胎于上一版本。骤变也是存在的,但这需要全球经济体中存在主导性的力量来协调克服阻力、达成足够的共识,而这往往都发生在大的危机或冲击之后。另外,货币体系的路径依赖特征也体现在,一个体系留下的创伤,可能成为下一个体系要尽力避免的目标从而影响新体系的形成。
国际货币体系演化历史基本遵循汇率、利率与资本流动这三方面“不可能三角”的约束。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演进可能也会遵循类似的约束,如果一国更加看重政策自主性,可能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选择汇率浮动)或资本自由流动(选择某种程度的资本管制)。
国际货币体系演进进程和结果还受国内政治及经济思潮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主要发达国家近年来迫于国内民粹化、政治极端化的趋势,不得不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国内的矛盾,现代货币理论(MMT)在这种背景下也更加流行和容易被接受,最终客观上也会对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带来冲击。当前发达经济体大部分面临通胀压力,可能与这种政策倾向有关,也给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带来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体系本身相对复杂、牵涉面广。认知这些最基本的特征和规律,对于我们预判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与演进方向并前瞻采取举措应对,至关重要。
改革对中国挑战与机遇并存
以一国货币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生的不稳定性。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其解体后的以美元为中心的类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质上都是以单一货币为中心的货币体系。这种体系面临“特里芬难题”(Triffin’s Dilemma)。这种不稳定性是内生的,直观的表现为全球经济会随着美国国际收支状况呈现周期大波动,美元汇率也会对应呈现升值与贬值的大波动周期,一度引发非常广泛讨论的全球不平衡问题(global imbalance)就与这种周期大波动相关。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的几次典型的引发全球范围关注的大波动,如80年代末日本的资产价格泡沫、2006年-2007年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都与这一内生不稳定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经济力量的对比正在改变战后全球经济中美国经济持续独大的格局,逐步动摇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在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及1970年后的类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凭借其在全球经济中独大的地位确立了其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最近几十年,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占比逐步上升,成为全球经济中重要的一极,也在改变战后多数时间美国经济一家独大的局面,为国际货币体系从单一中心货币,走向多元化创造了可能性。
技术革新的演进、数字货币的兴起也可能会对现有体系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加密货币(数字货币)及加密资产成为各国货币当局和大型企业越来越关注的话题。互联网技术本身也在不断演进,基于区块链技术、日新月异地演进的去中心化金融(DEFI)以及Web3(包括“元宇宙”等),正在不断迭代和演进。虽然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但可以预见的是,这些对传统的金融和货币体系有望带来深刻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伴随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客观上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更重要的力量,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宏观政策框架、金融市场及监管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要更加积极地去迎接正在逐步到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提前研究,早做布局,在国际货币体系新的一轮变革中赢得主动权。
对中国应对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建议
(一)统筹多方力量,加大对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研究力度。
(二)稳步打造有活力、有韧性、开放的经济体系及加快建设有深度、有广度、市场化与法治化的金融体系。
(三)稳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四)加强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共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
(五)完善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六)紧密跟踪技术变革对货币及货币体系的影响,做好人才储备。